1939年，周恩来赴苏疗伤期间

　　1939年7月10日，**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在赴**党校作报告的途中因马受惊，不幸摔伤，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延安医疗条件有限，**了一个多月效果不佳，右臂有成终身残疾之虞，****决定送**去苏联医治。

　　1939年9月14日，由****驻****代表任弼时联系，**被安排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在苏联接受**停留的5个多月时间里，**坚持“工作比医病更重要”，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撰写《**问题备忘录》

　　**赴苏之时，**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国共内部矛盾日益凸显，国民党顽固派正在**掀起**次“**”**。而****对****局势的认识却很模糊，有些人甚至担心****党人也热衷于搞摩擦，而不是集中精力对付外敌。为了说明事实真相，**在住院期间，撰写出一份长达5.5万字、116页的《**问题备忘录》，于1939年12月29日送交****执委会。

1939年8月，**赴苏前与刘少奇合影

　　这份《备忘录》共分“中日战争的新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党的工作与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党的第七次大会及其准备工作”四个部分。

　　在**部分中，****介绍了**抗日战争的现状，指出：“武汉战役以后，**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目前，这一战争进入了第二阶段。”“目前战争第二阶段的特点是，无论我方或敌方总的说来都处于稳定状态。敌人虽然没有放弃向**内地入侵，但它的战略**已转移到消灭自己后方的游击队，在其占领地区进行建设和开拓富源，将**放在政治进攻与施加经济压力上，迫使**投降。”**提醒道：在抗战的第二阶段上，“投降与****的可能，成了这一过程中的主要危险”。在第二部分中，**介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和特点，着重指出国共合作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其形式和特点是：“**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矛盾中发展的。由于统一战线的进步，抗战正在顽强地坚持，国民政府的政策争取有所进步。但在统（抗）战形势恶化的情况下，**与投降的危险将加剧。由于抗战在继续，有时摩擦紧张到**程度，就又缓和下来。有时由于统一战线的发展，统治阶级及其政党开始不安起来，于是又发生新的摩擦。这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经常处在复杂的、曲折的、变化的过程中。它时而进步，时而**，但它的总趋势是走向某些进步。”在后两部分中，**系统地、详细地汇报了****党各方面的工作，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和**七大的准备工作。

　　这份报告被译成俄文后交给季米特洛夫，由他的政治秘书压缩到20页打印纸，再经季米特洛夫送交斯大林和****的执委们。后来，**又作了修改，以《**抗战的严重时期和目前任务》为题，发表在1940年4月出版的《****》杂志上。

　　向****作正式报告

　　1940年1月间，****执委会全体会议听取了**的口头报告。出席会议的有季米特洛夫、歌德瓦尔特、库西宁、曼努伊尔斯基、拉科西、皮克、马尔蒂、伊巴露丽等。冈野进（即野坂参三）和任弼时也列席了会议。**讲了两天，每天都在四五个小时以上，加上翻译时间共约八九个小时，他将**统一战线形成的来龙去脉及其中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清楚透彻的讲解。当时，****执委们最关心的是**抗战能不能坚持下去，**人民能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因为这是关系到世界反**战争的前途的问题。

1940年初，**和**在莫斯科同**驻****代表团负责人任弼时等合影。右起：蔡畅、张梅、任弼时、陈琮英、**、**、孙维世

　　**的报告引用大量数据，详细地向****汇报了两年多以来，**为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作出的艰苦努力和不懈斗争。报告在****执委会主席团内引起重要反响，在**程度上打消了****对****能否维护统一战线，妥善处理国共关系的疑虑和担心，加深了他们对**的理解、信任和同情，坚定了****对**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季米特洛夫特意举行家宴款待**，并请**回国后代表他向那些战斗在前线和后方的**抗日将士问好。他满怀信心地对**说：“我相信，**革命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的报告也为****进一步帮助、指导**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鉴于**局势和****党复杂的斗争条件，季米特洛夫责成卡里利奥、迪亚斯、弗洛林、**等组成的委员会同**同志和****执委会干部部及其他部的工作人员一起讨论，为****执委会主席团拟定相应的建议。1940年1月29日，季米特洛夫还就**问题致信询问斯大林，请斯大林在两个基本问题上能给予****指示和建议：

　　1、为了防止**统治集团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党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和措施。

　　2、为了在目前条件下继续进行斗争，特别是鉴于国民党领导集团实行****党和消灭特区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政策，**党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和措施。

　　****和斯大林**重视**的报告。经过研究讨论，2月至3月间，****执委会主席团就**的报告通过了一系列决议。1940年2月间，****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代表团报告的决议》。其中指出：**人民必须首先依靠本身的力量、**的富源和自己的团结，而不要建立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调解的**幻想。至于党，必须采取措施从各方面加以巩固。

　　此外，****执委会主席团还向****各支部（各国**党）提议：展开最广泛的同情与援助**人民的运动。

　　这个文件说明****执委会在听取**的报告后，同意投降和**已成为**政治局势中的主要危险，正式认可了****在抗战的这个严重时刻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季米特洛夫亲手把这个决议交给**，并说明这是在斯大林亲自主持下讨论和草拟的。**把它的中文译本随身携带回国，交给****。

　　1940年1月8日，**还在青年****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作了关于**青年运动的报告，介绍了1935年以来****党对青年的组织、宣传、教育等方面的情况。他还在莫斯科**党校作了《关于**抗战的问题》的报告，介绍了**抗战当前的阶段特征、日本的应对方式、**人民面临的危险和需要采取的措施。为纪念俄国十月革命22周年，**撰写了《帝国主义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一文。

　　争取经费和物资援助

　　1939年11月26日，****致电**：“后方机关的开支每月就有50万**元。所有现金到今年年底才能拿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所需资金还没有着落。请与有关同志协商，积极解决这个问题。请于今年年底携带资金返回延安。”**随即向季米特洛夫说明了**财政困难状况，并递交了1940年党和军队的开支预算，请求****给予援助。从这份详细预算中，可以看到党的每月开支总数为70.796万**元，收入数是30万**元，每月缺口40.796万**元，合5.828万美元；军队每月开支总额为420万**元，南京国民政府拨给军饷77万**元，地方政府机构所得军队收入133万**元，每月缺口210万**元，合30万美元。**党和军队每月财政赤字为35.828万美元。

　　1940年2月23日，季米特洛夫就向**提供财政援助一事专门致信斯大林，建议：考虑到**的现实处境和保证党的报刊、宣传及培训党和军队干部的现有党校网络的需要，1940年度向****党提供35万美元的援助是适宜的。这一额度与**每年的财政赤字有较大差距，但也在**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困境。不过，**斯大林批复给**的援助金额为30万美元。

　　1940年8月，**致电季米特洛夫，告知：5月底前已收到款项14.667万美元以及0.82万英镑，加上**前往莫斯科之前收到的6.5万美元和0.75万英镑，共计26.9470万美元。但这是按照之前**同索尔金（索尔金于1937年至1941年任****执委会**联络部副部长、****执委会通讯社副社长，1941年至1947年为****执委会干部部**顾问）所谈妥的英镑对美元汇率1:4所折算的。因此，**请求****按照英镑的**价额折算，希望从****处得到规定给**30万美元款项中的余款8.741万美元。9月，**又收到****经费4.3287万美元和1.15万英镑。次年2月17日，**又收到2.45万美元及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转来的3万美元。至此，**在****积极协调的30万美元已经落实。

　　**还积极争取干部培训、医疗设备、无线电通信器材、新闻纸等援助项目。希望****能解决一些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和教员，让学员能够继续学习以完成学业，或者将其中**学员送到苏联莫斯科或**木图地区军事培训班继续学习。

　　1940年4月23日，****执委会书记处致电**，告知：无线电发报机及其马达、制锌板材料和无线电器材已经发出到兰州了。报纸印刷纸张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同时，****正在弄清楚能否寄送药品和自然科学参考书等。此后，****还就建立新的联络点多次致电**等，以期给**更多的物资援助。**陆续获得了药品、武器等物资。

　　特别要指出的是，1940年2月底**回国时，从****争取到一台10千瓦的广播发射机。这台庞然大物被拆卸成散件，分装在几个大木箱中，历经千难万险运回了延安。经过半年多艰难的筹备，1940年12月30日晚7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出**声清脆的呼号，**人民广播事业从此正式起步。

1940年**从苏联带回的广播发射机

　　沟通解决有关问题

　　**在苏期间，同****就有关**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进行了磋商，并借机向****反映了王明、李德二人的问题。王明曾深得****信任，1937年后被****派回**参加抗战。

　　**向季米特洛夫介绍，王明回国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并到武汉主持长江局，企图另外组织自己的班底等。季米特洛夫听后表示非常惊讶。同时，**提请****监委审查李德问题。李德是随**同机回苏联的。李德这位打着“****派来的顾问”旗号的德国人，曾使**苏区遭受重大损失。****监委主席弗洛林根据**的意见主持了审理。

　　**审查的结论是“李德有错误，免予处分”。**对王明、李德等干部问题的反映，使****及时了解到过去在**组织干部人事安排方面存在的问题，对避免****对**过多干预，保持**在干部任免上的自主权有着重要作用。

　　**在苏期间，正赶上斯大林60岁寿辰。为此，季米特洛夫于1939年12月7日致电**，请**于12月18日前寄来毛泽东撰写的以《斯大林是**人民独立的朋友》为题的短文和**撰写的以《**战士高呼斯大林的名字》为题的短文。由于迟迟未收到贺信，**和任弼时于12月15日再次致电****提醒：“12月21日是斯大林同志诞辰60周年，请寄贺电来。”**如期发来了贺电后，毛泽东还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60寿辰大会上发表了演说。

　　在苏期间，**不仅同******领导人进行会谈，还同各国****代表们进行了深入广泛交流，分别会见了****执委皮克、伊巴露丽、库西宁、安东尼斯库、马尔蒂和驻****的欧洲各国**党领导人等，互相交换意见。同****的有关人员谈**西北、华北青年救国团体、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和华中的青年团体以及平津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情况。还谈到**托派的三种类型：公开拥护托洛茨基主张的、名义上是国民党员的、外表消极其实给托派写材料的。****一些人担心**以乡村为**，离开工人阶级太远。

　　**回答说：“**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特别是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可以**阶级化。”在同苏联经济学家瓦尔加交谈时，曾就如何解决边区人民生活间接受到**法币贬值的影响问题，征求对方的意见。此外，还会见了苏联**党莫斯科一**副书记，听其介绍区党委会的产生、下属机构的职能和机关经费来源等情况。

　　看望慰问在苏人员

　　**到莫斯科后，没有忘记远离祖国在苏学习、工作的人员。在养伤期间，他抽空到莫斯科郊外的党校去看望正在那里学习的**党员。那所党校，对外叫疗养院，****称它为**党校，或叫七部、八部，实际上是为**培养政治、军事干部的学校。党校分政治、军事两个班，政治班有蔡畅、张子意、李士英、马明方等，军事班（即伏龙芝军事学院）有刘亚楼、方志纯、钟赤兵、卢冬生等。**鼓励学员们安心学习，早日学成回国。

　　**还到莫斯科郊区的**儿童院看望**的孩子们。这所儿童院是1937年**革命战士救济会在莫斯科市郊莫尼诺建立的。**抗战爆发后专门接收**领导人及革命者的后代。毛泽东、刘少奇、瞿秋白、赵世炎、李富春等人的子女都曾在儿童院学习生活。**与**专门抽出时间去看望这些孩子，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学习生活状况。

**夫妇到苏联**儿童院看望毛岸英（右一）毛岸青（右三）

　　在苏期间，**还解救了在困境中的****委员陈郁。陈郁是在大革命期间结识**的，曾组织工人队伍支援过**等人领导的**次东征，并在**等启发引导下加入了****党，被任命为**海员总工会主席。1931年6月21日，陈郁在**安排下赴苏联学习。在苏联留学期间，陈郁受到王明的残酷**，被指控有****活动以及参加组建罗章龙第二党的活动，后被送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做工。自此，陈郁与****失去了联系。**到莫斯科后，得知陈郁还活着，而且蒙受了不白之冤。他亲自到****监委办理手续，撤销了王明对陈郁“**严重警告”的处分，并将陈郁调回莫斯科，准备同他一起回国。陈郁后来担任了新****任燃料工业部部长，1955年任煤炭工业部部长，1957年任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省长，1974年逝世。

　　此外，**在莫斯科见到了苏兆征烈士的儿子苏河清。当时苏河清已经化名苏秋秋，在苏联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电影摄影。**告诉他：“你能学摄影这很好，我们在延安很少有人会拍电影，希望你学了以后回国，多拍些八路军、根据地的影片。”

在苏联期间，**和**看望在莫斯科学习的烈士遗孤，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940年2月23日，**和任弼时出发回国之际，给****主席季米特洛夫赶写了一封信函，提出等苏兆征儿子苏秋秋结束学业后，将他派回****安排任用，并请****向他提供摄影摄像、配件和必要资料，使他回国后能从事电影摄影。1946年6月，苏河清作为**电影界接受大学专业电影教育**人，从苏联回到延安，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电影队任战地摄影师，参加《解放定县》《1949年西柏坡会议》（即“七届二中全会”）等纪录片的拍摄，后转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任新闻纪录电影摄影师，参与了新**电影事业的建立和发展。

　　综上所述，**的苏联之行，既**了臂伤，又圆满完成了****赋予他出使****和苏联的使命，为****党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坚持抗战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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